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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抗體檢測常規方法雖普及，但室內質控、室間質評、室內比對開展規范性不足，成為結果互認核心障礙。醫療機構檢查結果互認是大趨勢，國家明確分階段互認政策目標，現階段部分地區相關項目互認仍為空白。需通過規范質控品選擇，確保室內質量控制程序100%施行，完善室內比對與室間質評體系，制定差異應對策略，提升檢測標準化水平，推動自身抗體檢測結果早日納入國家互認體系。

       類風濕關節炎發病率高、致殘率高，現有血清學指標雖提升了早期診斷率，但仍存在血清學陰性患者診療滯后問題，且缺乏能有效反映疾病活動度、療效及預后的指標，同時新型治療手段也亟需配套評估標志物。非編碼RNA能夠兼顧敏感性、特異性、穩定性等方面。miR-499-5p參與調控RA患者炎癥，piRNA在RA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完整表達體系，其差異表達與疾病狀態、治療反應相關。此類分子標志物有望彌補現有蛋白類標志物的不足，結合已普及的分子檢測平臺，或為RA的早期診斷、療效監測及預后評估提供新工具，助力推動基礎研究向臨床轉化。

       抗磷脂綜合征（APS）現被定義為血管免疫性疾病，存在非標準臨床表現易致早期漏診，其發病率、死亡率不容小覷。標準抗凝治療對部分難治性血栓患者效果有限。實驗室檢測中，狼瘡抗凝物、aCL、aβ2GPI三大基石抗體檢測受藥物、妊娠等因素干擾，抗體表達還具有動態性，感染、腫瘤也可能引發持續性陽性。非標抗體檢測成為重要補充：抗β2GPI結構域1抗體特異性與陽性預測值高，抗PS/PT抗體可驗證狼瘡抗凝物結果并預測產科不良結局。臨床量化評估體系不斷完善，出現多款疾病活動度、損傷評分量表。產科中狼瘡抗凝物是獨立高危因素，根據抗體滴度和既往治療失敗史對患者進行分層有助于精準給藥，改善預后。

       自身免疫病高發于育齡期女性，與妊娠相互影響，既會增加不育、流產、胎兒生長受限等不良妊娠風險，妊娠也可能加劇病情，自身抗體監測是圍孕期管理的關鍵。ANA、抗磷脂抗體、SSA/SSB等抗體，可通過不同機制引發各類妊娠并發癥，還可能導致胎兒心臟傳導阻滯、新生兒狼瘡等嚴重問題。臨床需依據指南，結合抗體檢測進行風險分層，采用阿司匹林、肝素等開展預防性治療，同時聯合多學科管理。目前圍孕期管理仍面臨抗體檢測規范化不足、藥物管理復雜、患者依從性低等挑戰，亟待通過規范檢測與多學科協作優化。

       抗核抗體熒光檢測結果直接影響臨床診斷和治療決策，其影響因素涵蓋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全流程。分析前，患者年齡、臨床背景、用藥史會影響結果判讀，標本類型、溶血、乳糜等也會干擾檢測，血漿標本滴度偏高，溶血會降低熒光滴度，乳糜會遮擋細胞核型。分析中，實驗操作的每一步均關鍵：樣本稀釋液、洗滌液的成分配置偏差會顯著降低滴度甚至改變核型；加樣量不足、溫育時間過短會導致滴度降低，加樣量過多、溫育時間過長則滴度升高；浸泡時間、封片甘油用量異常也會影響結果，實驗室環境溫度升高會使熒光滴度增加。分析后，結果判讀存在主觀性，規范的培訓和多人獨立復核有助于提升一致性。結果報告要標準化，對于特殊核型可建議臨床做特異性抗體檢測。

       為了規范抗磷脂抗體檢測應用與解讀、賦能臨床診療，抗磷脂抗體臨床應用中國專家指南于2026年正式發布。抗磷脂抗體（aPLs）根據靶抗原可分為抗磷脂抗體、抗磷脂結合蛋白抗體、狼瘡抗凝物三類。指南明確臨床疑診APS患者需盡早篩查狼瘡抗凝物、IgG/IgM型抗心磷脂抗體及抗β2糖蛋白1抗體，無癥狀人群不建議篩查。抗磷脂抗體持續陽性是診斷重要依據，需同一抗體間隔12周兩次陽性，單次陽性需排除假陽性與短暫陽性；非標抗磷脂抗體僅建議作為標準抗體陰性、臨床高度疑診時的補充檢測，其臨床意義仍需更多研究證實。指南指出，抗磷脂抗體可用于風險評估，血栓及病理妊娠風險與抗體陽性數、類型、亞型、濃度相關，三陽性為高風險譜，IgG型、狼瘡抗凝物陽性風險更高。此外，指南強調狼瘡抗凝物、抗心磷脂抗體及抗β2糖蛋白1抗體檢測的規范化，需做好全程質量控制，自動化檢測體系亟待統一臨界值與濃度界定標準，臨床與實驗室需加強溝通，合理解讀檢測結果。

       類風濕關節炎是一種以侵蝕性關節炎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全身性系統性疾病。類風濕關節炎診療相關的指南一直在更新，因此配套的實驗室抗體檢驗指南就顯得尤為重要。RA相關自身抗體可早于臨床癥狀數年出現，是臨床前RA進展的核心風險因素，也是疾病活動度、預后的重要指標。指南指出，類風濕因子和/或ACPA類抗體濃度與疾病活動度無直接關聯，不可作為治療目標，但可作為預后及復發風險參考，其基線水平也能指導靶向藥物用藥，ACPA陽性者對甲氨蝶呤治療更敏感。指南推薦對RA高風險人群（一級親屬、疑似關節痛者）及臨床疑診患者進行抗體檢測；標準外自身抗體（抗RA33抗體、抗瓜氨酸化α烯醇化酶多肽1（CEP-1）抗體、抗氨基甲基化蛋白（CarP）抗體、抗肽基精氨酸脫亞胺酶4（PAD4）抗體等）可作為血清學陰性疑似患者的補充檢測。對于患者的隨診監測，推薦定量檢測，同時強調監測的規范化與標準化。

       2025年ATS/ERS間質性肺炎新分類整合了特發性與已知病因，旨在更貼近臨床實踐。對于部分難以明確過敏原的過敏性肺炎（HP），提出“細支氣管中心性間質性肺炎（BIP）”模式；將以彌漫性肺泡損傷為病理特征的急性表現，從“急性間質性肺炎（AIP）”更名為更精準的“特發性DAD”；將“脫屑性間質性肺炎（DIP）”根據病理本質更名為“肺泡巨噬細胞性肺炎（AMP）”。新分類也指出“混合模式”及“無法分類”病例的存在。此次分類更新構建了更貼合臨床實踐、能精細描述疾病模式的診斷框架，以應對ILD異質性和復雜性。

       抗MDA5抗體陽性皮肌炎合并RP-ILD預后極差。WDFY4基因rs7919656變異為患者發生RP-ILD的獨立風險因素。白介素6（IL-6）、白介素15（IL-15）及KL-6等炎癥與上皮損傷標志物的動態監測，有助于評估“細胞因子風暴”強度與疾病活動度。呼出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譜的無創分析，能反映肺組織病理狀態下，代謝從有氧向無氧糖酵解的轉變，結合常規指標（如氧合指數、肝腎功能等）構建多模態預測模型，旨在早期預測患者的快速進展風險。治療強調早期強化免疫抑制，積極聯合血漿置換、免疫球蛋白注射等措施。特定患者在合適時機可進行肺移植。RP-ILD的全程管理依賴于風濕、呼吸、重癥及移植等多學科緊密協作。

       CTD-ILD的臨床異質性及強。在抗體譜方面，研究證實抗MDA5抗體是預測快速進展型ILD（RP-ILD）和死亡風險的關鍵標志，其與抗Ro-52抗體共存者預后更差。抗TIF1-γ抗體則是皮肌炎合并腫瘤的獨立危險因素。抗NXP2抗體陽性患者起病年齡輕、易復發。治療方面，JAK抑制劑（如烏帕替尼）有助于改善肺功能并協助激素減量；抗纖維化藥物在RA-ILD等中具有延緩肺功能下降作用。CTD-ILD合并感染的鑒別具有挑戰，機會性感染（PJP、CMV）在CD4+T細胞計數低的患者中高發，鑒別需聯合傳統病原學檢測與mNGS綜合判斷。

       2025年ATS/ERS指南為CTD-ILD提供了精細化的分層管理框架。HRCT為無可替代的篩查與監測標準，不建議使用肺功能或肺部超聲替代篩查，因其存在顯著漏診風險。管理策略嚴格依據基礎疾病與風險：所有系統性硬化病患者以及存在抗合成酶抗體、抗MDA5抗體等高危因素的肌炎患者，須進行HRCT篩查。診斷需綜合臨床表現、血清學結果及影像學特征，不同疾病類型的隨訪監測頻率各異。治療強調免疫抑制為基礎，建議依據疾病進展風險，個體化地考量聯合使用抗纖維化藥物（如尼達尼布）。

       最新指南將肺動脈高壓（PH）診斷標準下調為mPAP > 20 mmHg、PVR > 2WU，并重新納入“運動性PH”概念，以識別早期血管功能異常。眾多研究從血管收縮轉向增殖重構，重點關注肺血管叢狀病變與稀疏化，其中炎癥免疫微環境及BMPRII通路失衡是關鍵環節。激活素A及其下游信號分子FSTL3作為促增殖通路的關鍵介質，其表達水平與肺血管重構程度正相關，不僅成為評估疾病活動與預后的新型生物標志物，也是新藥（如索法西普）的作用靶點。臨床管理強調四分層風險評價與右心室功能評估。治療基石是早期聯合用藥，而吸入性靶向藥物的研發，為直接作用于肺血管、減少全身暴露提供了新策略。

       CTD-PH的臨床分型與整體人群存在差異，以第1類動脈型肺動脈高壓（PAH）最常見，其核心機制涉及肺血管重構、炎癥與免疫。自身抗體譜在CTD-PH發生中具有重要提示價值，如抗SSA、SSB、nRNP抗體與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患者PH風險相關；抗著絲點抗體（ACA）、抗RNA聚合酶Ⅲ抗體等則與SSc-PH密切相關。最新研究提出了“疾病修飾治療”理念，即免疫抑制治療與肺動脈高壓靶向藥物并重。此外，針對炎癥風險評估（如漿膜炎等）有助于幫助識別可能從免疫治療中獲益的患者。新興研究方向包括CD19靶向治療等，為CTD-PH提供了潛在新策略。臨床應結合抗體譜、臨床表現與血流動力學指標，實現早期風險分層與個體化治療。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楊娉婷教授為大家帶來了干燥綜合征的年度研究進展：疾病機制正從“腺體被動受累”轉向“導管上皮哨兵驅動”。在遺傳易感背景下，上皮細胞對感染、微生態異常、環境暴露等刺激的感知能力增強，進而啟動干擾素與固有免疫信號，推動T/B細胞反應及異位淋巴結構形成；在部分重癥表型患者中，還可疊加炎性成纖維細胞參與的纖維化/硬化軸異常。單細胞與空間組學技術更清晰地呈現了這一動態過程（上皮啟動、免疫浸潤、結構重塑），也解釋了臨床試驗為何需要按表型分層及精準入組。

① 遺傳-環境互作是疾病發病的主線，但單一因素不足以解釋發病機制：HLAⅡ類基因、干擾素通路、固有免疫及表觀遺傳共同構成疾病的遺傳易感背景；性別差異可部分通過X染色體相關免疫基因（如TLR7等）的參與得到解釋。

② 經典發病路徑得到組學技術強化：上皮干擾素效應往往早于顯著淋巴細胞浸潤，上皮細胞MHC分子表達上調、抗原遞呈能力增強，促進CD8細胞毒性作用及CD4/Tfh-B軸反應，形成生發中心樣結構；代謝異常（尤其膜脂/磷脂代謝紊亂）為濾泡反應提供了物質支持。

③ B細胞反應可能存在“兩種起始模式”：濾泡內反應更偏向Ⅰ型干擾素與抗原遞呈驅動；濾泡外漿細胞分化可能更偏向IFN-γ相關軸驅動，這一差異為血清學分層與治療靶點選擇提供了重要依據。

④ 重癥表型提示存在硬化/纖維化相關的“第二發病軸”：除經典免疫軸外，炎性成纖維細胞與組織重塑信號更為突出，提示這類患者的管理思路可能需要區別于“典型濾泡型”患者。

⑤ 臨床試驗相關信息強調，“精準表型入組”是關鍵：以血清學陽性、特定免疫表型入組，更易觀察到ESSDAI等疾病活動度指標的改善信號；治療多圍繞靶向B細胞相關通路、FcRn、JAK通路等展開。

⑥ 未來研究與臨床管理的優先方向：利用孟德爾隨機化與類器官平臺加強“因果關系”的驗證；通過多組學聯合AI技術實現疾病進展風險預測與早期干預；同時需重視繼發性干燥綜合征與淋巴瘤（如MALT淋巴瘤相關風險）的系統分層與長期隨訪。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的呂良敬教授帶來相關分享。呂教授指出，干燥綜合征 / Sj?gren 病（SjD）不局限于腺體受累，神經系統并發癥具有發生率不低、臨床譜系廣、機制異質等特點，并可在相當比例患者中成為首發表現，從而造成診斷延誤。隊列數據提示外周神經系統受累更常見，且既往神經受累者更容易再發新的神經癥狀，強調了對高危人群的持續監測與規范評估的重要性。

① PNS 受累更常見且類型多：法國 ASSESS 隊列顯示神經受累約 18.9%，PNS（16.1%）明顯高于 CNS（3.6%），以純感覺與感覺-運動神經病變最常見；既往有神經受累者后續新發神經癥狀風險更高。

② “先分型再治療” 可減少誤治與漏治：小纖維神經病、感覺神經節病 / 神經元病、自主神經病變、血管炎相關單神經炎多發等表型差異顯著；需組合神經電生理、自主神經評估、必要時皮膚活檢與影像學，并同步評估血管炎 / 冷球蛋白等系統免疫證據。

③ CNS 受累需特別重視 NMOSD 等重疊綜合征鑒別：部分隊列提示 CNS 受累并非極罕見，且可為首發；出現視神經炎或長節段脊髓炎時應評估 AQP4-IgG 等，因其與視功能預后密切相關；免疫吸附與 B 細胞靶向等治療策略在重疊表型中有早期證據，但仍需更高質量研究。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的李秋柏教授帶來相關分享。李教授指出，干燥綜合征以外分泌腺淋巴細胞浸潤為特征，女性患病率更高。我國相關研究提示，其流行病學患病率估計值存在較大區間差異，但總體而言該病并不少見。臨床中合并血液學異常的患者占比不低，且多數異常程度較輕、癥狀不典型，容易被 “口干眼干” 的主訴掩蓋，從而延誤對高風險亞型（MGUS / 淋巴瘤譜系）的識別。

① 評分層面：血液域對疾病活動度 “加權顯著”

ESSDAI 將血液系統作為獨立分域并賦予權重，重度中性粒細胞減少（<0.5×10?/L）、重度貧血（Hb<8 g/dL）或重度血小板減少（<25×10?/L）可直接推動總評分上升，提示其對疾病活動度評估和治療決策具有杠桿效應。

② 臨床層面：從 “輕度血細胞減少” 到 “危及生命出血 / 感染” 的譜系差異

白細胞 / 中性粒細胞減少、貧血在臨床中較常見，但往往呈慢性、隱匿性表現；血小板減少相對少見，卻可能引發內臟出血等高危結局，臨床需以出血風險而非單一計數閾值指導干預。

③ 風險層面：MGUS 與淋巴瘤是最值得長期隨訪的高危預警信號，抗 SSA/Ro 可作為血清學分層信號之一

干燥綜合征與淋巴瘤發生風險升高相關，其中惰性 B 細胞淋巴瘤（MALT / 邊緣區等）表現更典型；持續腮腺腫大、紫癜 / 血管炎、低補體 C4、冷球蛋白血癥、單克隆成分等是臨床“公認且更強” 的高危信號。

此外，基于確診時變量的預測模型研究提示：抗 SSA/Ro陽性與淋巴瘤發生風險增加相關，可作為提示 B 細胞高活化表型 / 淋巴增殖傾向的血清學線索之一；而 SSA/SSB 雙陰性人群的淋巴瘤總體發生風險更低。

④ 管理層面：先排除 “非免疫原因”，再進行 “B 細胞驅動表型” 分層

針對持續或重度血細胞減少的患者，需系統排除藥物、感染、克隆性疾病等非免疫性誘因；一旦患者出現單克隆成分或淋巴瘤風險信號，應盡早開展多學科協作（風濕-血液-病理-影像），并將 B 細胞靶向治療納入可討論的治療策略框架。

       北京協和醫院的王立教授帶來相關分享：PBC 的早期核心病變位于肝內小膽管，臨床前階段可出現 “自身抗體先行、肝酶后至” 的長窗口；在干燥綜合征人群中，PBC 作為重要重疊疾病應被主動識別。治療方面，UDCA 仍是基石，關鍵在于足量足療程后盡早完成應答分層；對 UDCA 應答不佳者，二線藥物與新藥證據正在快速更新。

① 先 “識別重疊”，再 “按通路分層”

PBC 名稱從 “肝硬化” 調整為 “膽管炎”，強調小膽管免疫性損傷是起點，有助于臨床更早聚焦膽汁淤積型肝酶與 PBC 相關抗體譜（AMA、gp210、sp100 等）。在干燥綜合征患者出現 ALP/GGT 異常時，應將 PBC 作為優先鑒別之一；反之亦然。

② UDCA 是基石：足量足療程后做 “應答分層”

UDCA 推薦劑量約 13–15 mg/kg/ 日；進入二線治療或臨床試驗前，應確保 UDCA 達標并完成應答評估。

③ 二線與新藥：從 FXR 到 PPAR，證據重心已明顯轉移

FXR 激動劑 OCA 曾是二線選擇之一，但需注意其最新監管結論（美國 PBC 適應證已撤回）與安全性限制。貝特類 / PPAR 通路證據更 “成體系”：苯扎貝特聯合 UDCA 的關鍵試驗支持其生化獲益；而 elafibranor、seladelpar 等 PPAR 激動劑的關鍵研究進一步強化了 “應答不佳人群可獲益” 的循證基礎。

④ 未來方向：膽汁酸通路精細化 + 抗纖維化 + 精準入組

隨著腸-肝軸、膽汁酸代謝與纖維化通路研究深入，PBC 的治療策略可能從 “統一二線” 走向 “按免疫活躍 / 膽汁淤積 / 纖維化主導表型” 精細分層，以提高試驗陽性率與臨床獲益一致性。

       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的桂明教授帶來相關分享：間質性受累（dRTA/TIN）仍是 pSS 腎損害的經典主軸，但活檢隊列提示：MN 占比上升、并存在抗 PLA2R 陽性這一決定預后的分層信號，使 “是否活檢、活檢后如何分型與選藥” 成為管理關鍵。

① 譜系與趨勢：TIN 仍常見，但 MN 比例上升

活檢大隊列顯示：TIN 比例隨時間下降、MN 比例上升；提示臨床上對 “腎病綜合征范圍蛋白尿” 的 pSS 患者應優先考慮腎小球病變并及時活檢分型。

② 分層標志：抗 PLA2R 陽性提示更差腎結局，需區別 “pSS 相關 MN” 與 “合并原發 MN”。

在 MN 亞型中，抗 PLA2R 陽性與更低緩解率、更高 ESKD 風險相關，提示其臨床路徑與隨訪強度需升級。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劉旭東教授作專題分享，圍繞 CTD-PTH 的臨床管理與研究進展展開闡述，核心要點如下：

① 病因譜：CTD-PTH 最常見為 PBC 相關肝硬化，而 PSVD 作為重要的非肝硬化型發病機制，易因患者肝功能相對正常或輕度異常被臨床忽視，需主動納入鑒別范疇。

② 進展特征：PBC 相關 CTD-PTH 疾病進展較快，易早期出現失代償表現，臨床中常以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出血或腹水為首發表現，故臨床管理中切勿以慢性肝病的常規思維延誤病情評估與治療方案的升級調整。

③ 自身抗體提示的高風險信號：對于 CENP-B 或 Ro-52 抗體陽性的患者，建議進一步完善自身免疫性肝病相關抗原譜篩查；若篩查提示相關抗原陽性或肝生化指標存在異常，需動態監測肝功能并完善彩超評估，同時及時啟動臨床干預。

④ 影像學與病理診斷：肝臟超聲檢查若提示多發高回聲結節，需警惕 PSVD 或結節性再生性增生（NRH）可能；對于臨床疑似病例或疾病分型不明確者，肝穿刺病理檢查是明確診斷的關鍵手段，同時可借此排除 PBC-AIH 重疊綜合征、IgG4 相關性膽管炎等疾病。

⑤ 分型治療思路：CTD-PTH 的臨床管理需遵循 “早期篩查-精準分型-個體化治療” 原則：PBC 患者需遵循指南推薦，以 UDCA 作為基礎治療，對 UDCA 應答不佳者應盡早評估并選用二線治療方案或新型藥物；PSVD 及 IgG4 相關 CTD-PTH 患者，在排除感染與血栓性疾病后，實施個體化的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治療更易使其獲益。

⑥ 研究方向：基于抗體譜、肝生化指標、影像學檢查及病理結果構建 CTD-PTH 風險分層模型，同時積極探索更適配結締組織病人群的新型治療藥物及聯合治療策略。

       風濕免疫性疾病心血管受累具有高度異質性，可累及心肌、心包、血管、瓣膜等全心臟組織，引發心衰、心律失常、血栓、瓣膜病變等多種問題。心臟磁共振（CMR）在心肌炎癥、纖維化、非冠脈血管炎及心包病變診斷中優勢顯著，是此類病變的首選檢查。53%的SLE患者存在心臟損害，超四分之一超聲正常者CMR可發現異常，其冠脈病變表現為管壁彌漫強化，心肌受累可見水腫、延遲強化，合并肺動脈高壓時心肌異常信號分布更廣泛，抗磷脂抗體綜合征（APS）則表現為心內膜下散在微梗死。RA患者心血管風險與糖尿病相當，CMR可通過延遲強化、T1/T2 mapping檢出亞臨床心肌纖維化與炎癥，與疾病活動度相關。炎性肌病、硬皮病等亦可出現心肌水腫、彌漫性纖維化，CMR定量技術能早期識別亞臨床受累，還可通過骨骼肌mapping鑒別自身免疫性與病毒性心肌炎。CMR技術持續發展，高分辨率成像可檢出微小心肌病變，平掃多參數模型、AI輔助診斷能為腎功能不全患者提供無創檢測，且可通過定量指標評估治療效果。CMR多參數成像可實現風濕免疫性疾病心血管受累的早期、精準診斷，定量檢測心肌炎癥、纖維化等病變，為疾病篩查、病情評估及療效監測提供重要依據。

       狼瘡性腎炎是我國最常見的繼發性腎小球腎炎，也是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死亡的主要病因。狼瘡性腎炎診斷標準歷經多版更新，2019年標準強化腎活檢地位，2024年KDIGO指南明確腎臟受累診治流程，尿蛋白定量＞0.5g/天或eGFR進行性下降需進行腎活檢；病理分型經2018年修訂，強調AI/CI評分及急慢性病變區分，重點闡述新月體腎炎、狼瘡足細胞病、血栓性微血管病（TMA）三種特殊病理表現的診斷要點與治療進展。其發病機制與免疫耐受喪失相關，自身抗體是核心環節，抗核抗體、抗dsDNA抗體為診斷重要依據；抗nephrin抗體可能是足細胞病的致病性抗體，狼瘡腎炎足細胞病中10%-15%患者存在抗nephrin抗體，其滴度與病情活動度相關。腎活檢和自身抗體對疾病診療至關重要，新型靶向藥物與精準分型診療為改善患者預后提供了新路徑。

       缺血性骨壞死是SLE的嚴重并發癥，其發生率為1.7%-52%，遠高于其他需用激素的自身免疫病，器官損傷程度與狼瘡患者死亡率顯著相關。現有數據顯示病程越長、骨骼肌肉受累及疾病活動度高者骨壞死風險更高，糖皮質激素的大劑量、長療程使用是核心危險因素。骨壞死的診斷與病情評估主要依賴MRI（早期金標準）、X線/CT（晚期）及疼痛功能量表（如Harris評分、VAS）。臨床應監測骨密度及骨轉換標志物（PINP、β-CTX）和維生素D水平，以全面評估骨健康。治療上，在控制狼瘡病情前提下減停激素是預防進展的關鍵。根據ARCO分期，一、二期以保髖治療為核心，早期診斷早期干預，三、四期多需進行全髖關節置換術。狼瘡骨壞死診療需重視高危因素篩查與早期診斷，依托多學科協作開展分期分型綜合治療。

       狼瘡合并肺動脈高壓在狼瘡并發癥中發病率不高，但預后極差，顯著降低患者生存率，且在我國，結締組織病相關肺動脈高壓中以狼瘡為主要病因，占比約50%，臨床就診患者多為中重度，診療面臨諸多挑戰。狼瘡的肺動脈高壓發生窗口較早，心包炎、三尖瓣反流流速大于0.28mm/min、硬皮樣改變、間質肺等臨床癥狀是SLE-PAH風險增加的相關因素，血清學BNP/NT-pro BNP水平的升高、抗RNP抗體、抗APL抗體、抗著絲粒抗體陽性也是潛在的風險因素。此外，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在結締組織病相關肺動脈高壓患者中水平升高，與缺氧導致的肺血管重塑、炎癥反應相關，也是潛在的生物標志物。狼瘡合并肺動脈高壓需重視早期篩查與分型分層評估，隨著新藥研發與診療理念更新，將進一步改善患者預后。

       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淋巴管受累為臨床少見但危害顯著的并發癥，以淋巴水腫、乳糜性漿腔積液、蛋白丟失性腸病（PLE）等為主要表現。診斷需依托“病因-病情-病變”三層體系，狼瘡標志性抗體（ANA、抗dsDNA抗體等）陽性可明確基礎病因，血清白蛋白顯著降低伴免疫球蛋白（IgG）水平下降是PLE的重要信號，C反應蛋白、血沉提示炎癥活動、低鈣血癥為常見伴隨指標；確診需聯合核素淋巴顯像、MR淋巴管造影、內鏡等特異性檢查，明確淋巴管擴張、回流障礙等病變特征。治療以控制狼瘡原發病為核心，采用激素、免疫抑制劑及生物制劑，聯合嚴格低脂飲食，難治性病例可考慮外科干預。療效評估需綜合抗體滴度、炎癥指標及血清蛋白水平恢復情況。該病診治需重視多學科協作，早期識別與規范治療可顯著改善患者預后，相關機制與靶向治療仍需進一步探索。

       遺傳因素是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發病的核心先天因素，攜帶疾病易感位點/基因會顯著提升患病概率，基因組測序技術的迭代為SLE遺傳學研究提供了技術支撐。SLE相關遺傳變異分三類，其中常見變異（人群頻率＞1%，效應微弱，累加致病）是研究重點，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已發現近300個相關SNP位點，基于此構建的多基因風險評分（PRS）可評估個體患病易感性；楊欣壯教授團隊首次為東亞人群構建融合SLE本身及危險因素相關遺傳位點的metaPRS，提升了預測效能，其與腎臟受累、自身抗體陽性顯著相關。同時發現罕見變異（人群頻率＜1%，效應中等/顯著，外顯不全）在SLE發病中作用重大，數十個已知致病基因中，致蛋白功能嚴重受損的罕見變異在狼瘡隊列攜帶率顯著更高，OR值達2.85，甚至高于常見變異。二者為獨立且疊加的風險因素，高PRS疊加罕見變異者患病風險極高，且二者對SLE臟器受累、臨床表型的影響存在差異，基于其遺傳特征可將患者聚類為不同亞型，為早期預判表型提供依據。東亞人群metaPRS及常見-罕見變異整合分析有助于SLE的早期篩查和個體化診療，推動遺傳研究向臨床轉化。

       血液系統是系統性紅斑狼瘡最易受累的系統之一，溶血性貧血、白細胞減少、淋巴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等血細胞異常及凝血系統改變均被納入SLE分類診斷標準。SLE血液系統異常可表現為單系或多系血細胞減少，其中多系受累常提示疾病高度活動；淋巴細胞減少發生率高，抗淋巴細胞抗體介導的自身免疫是主要機制，部分患者可伴抗Ro/SSA抗體陽性。抗血小板抗體是免疫性血小板減少（ITP）的核心誘因。部分患者在確診SLE前可能在血液科以ITP或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AIHA）診治；對于未確診的孤立性免疫性血細胞減少患者，建議定期篩查抗核抗體、抗磷脂抗體等以早期發現潛在SLE。凝血系統異常中，狼瘡抗凝物、抗磷脂抗體陽性大幅提升血栓風險，凝血因子抑制物檢測可確診罕見出血類型。SLE血液系統表現復雜，自身抗體與鐵代謝、補體、炎癥因子等生物標志物是病因鑒別、病情評估的關鍵。

一、SoJIA合并ILD

1. SoJIA-ILD相關生物標志物為IL-18、CXCL9、MMP7、CCL11、ICAM-5。

2. SoJIA-ILD相關危險因素為年齡＜2歲；既往MAS病史；對IL-1/IL-6抑制劑輸注過程中有過反應；血清IL-18水平升高；先天性心臟病；HLA-DRB1*15基因型陽性；唐氏綜合征。

二、SoJIA合并MAS機制進展

1. MAS由于細胞殺傷功能缺陷在過度刺激（still病活動、感染、惡性腫瘤）下導致活化的抗原提呈細胞和異常T細胞無法被有效清除，持續存活并分泌大量促炎細胞因子（如IFNγ、IL-18、IL-1β），啟動炎癥放大循環；

2. SoJIA合并MAS外周血PBMCs中存在IFNγ及I-IFN通路增強；

3. I-IFN過度產生，可能與IL-15協同作用，通過共有的IL-2受體亞基激活靶細胞，通過JAK信號通路激活下游分子，生成產生IFNγ的CD38+HLA-DR+循環淋巴細胞（CD4+和CD8+T細胞、NK細胞）；

4. IFNγ進一步刺激單核細胞等抗原呈遞細胞活化，形成IFNγ/IL-15到CD38+HLA-DR+循環淋巴細胞擴增，導致IFNγ釋放，引起免疫細胞持續活化的惡性循環，引發細胞因子風暴IFNγ釋放。

三、SoJIA不同疾病階段生物標志物

1. 初始自身免疫階段：主要與感染鑒別，主要的生物標志物S100A8/S100A9/S100/A12；

2. 細胞因子風暴階段：SoJIA合并MAS與原發性HLH鑒別，主要的生物標志物CLCX9、IL-18、IFNγ；

3. 慢性關節炎階段：自身炎癥特征SoJIA與慢性關節炎特征SoJIA，主要的生物標志物為CRP。

四、SoJIA-MAS治療新進展——IL-18和IL-1β單克隆抗體MAS-825

2025年ACR大會報道MAS-825（每2月輸注一次）治療7例難治性still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結論為，MAS-825總體耐受性良好，數據支持進行前瞻性試驗。

      研究表明，僅在3-10%的早發現SLE中發現已知的單基因突變，單基因SLE基因列表不斷增加。單基因突變影響補體系統、細胞外和細胞內核酸傳感和加工、RAS信號傳導（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號通路）和代謝途徑，造成單基因SLE。北京兒童醫院在2021-2026年報道6例SLC7A7基因突變導致單基因SLE。2024-2025年3項研究報道10例UNC93B1基因突變導致單基因SLE。2025年研究報道PLDA基因的雙等位基因功能喪失性突變可導致單基因SLE。

一、T2T達標治療 2025年PReS/CARRA國際工作組共識主要建議

1. 治療主要目標是達到非活動性疾病狀態，肌肉和皮膚以及其他器官/系統無炎癥性疾病活動；

2. 無法達到非活動性疾病時，最低疾病活動度可作為主要目標；

3. 確定目標、選擇測量工具和治療決策都應基于個體患者特征，并與護理人員/患者達成一致；

4. 必須定期使用標準化和經過驗證的評估工具定期評估和記錄疾病活動度；

5. 初始治療目標：開始治療6周內，應至少實現最小臨床改善，對于危機生命者，應在更短時間內實現顯著臨床改善；

6. 中期治療目標：a.開始治療3個月內，應至少實現中等程度改善，且肌酶正常，無威脅生命情況；b.開始治療6個月內，肌力恢復正常；

7. 主要目標（非活動性疾病狀態）應在開始治療12個月內實現；

8. 只要達到中期目標，就應積極減少GC劑量，理想狀態下，GC應在12個月內或更早停止。如果未達到目標，則傾向于增加/更改免疫調節治療，而不是反復增加GC劑量；

二、治療新進展

1. 靶向IFN通路：a .直接抑制I-IFN：達珠單抗、Anifrolumab；b．阻斷I-IFN下游通路（JAK抑制劑）：蘆可替尼、托法替布、巴瑞替尼等。

2. 靶向T細胞：阿巴西普、伊立珠單抗。

3. 靶抗B細胞：利妥昔單抗、Ofatumumab、Obinutuzumab、達雷木單抗、艾加莫德。

4. 自體CAR-T細胞：CD19 CAR-T細胞、BCMA CAR-T細胞。

5. 針對線粒體功能障礙和NETs：N-乙酰半胱氨酸。

一、新發現的AIDs

1. 肌動蛋白病：基因突變導致肌動蛋白細胞骨架調節受損，影響免疫突觸和淋巴系活化以及IL-1信號通路活化。

2. 粒細胞病：16q24.1的PLCG2基因功能獲得性突變導致常染色體顯性遺傳AID（APLAID）。

   PLCG2基因編碼磷脂酶Cr2（PLCr2），PLCr2屬于細胞內酶，將細胞膜磷脂PIP2切割為IP3以及DAG，通過內質網釋放鈣離子，激活蛋白激酶C，釋放多種信號通路。大部分突變位于主動抑制結構域，導致磷脂酶持續激活，磷脂肌醇IP3和鈣離子信號異常增強，造成髓系細胞過度增殖和B細胞發育障礙，導致自身炎癥和抗體缺陷。臨床表現為早發現復發性水皰性皮膚病變、肺部疾病、關節痛、眼部炎癥、腸道疾病和輕度免疫缺陷，發作期白細胞增多，炎癥指標升高。

3. X-連鎖內分泌腺病腸病伴免疫失調綜合征（IPEX）：

   1) 臨床特征：該疾病典型三聯征為自身免疫性腸病（89%），濕疹性皮炎（75%）以及多內分泌腺體病，特別是I型糖尿病（44%）。其他臨床表現包括膜性腎小球腎炎、間質性腎炎、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溶血性貧血、血小板減少癥等。

   2) 輔助檢查：疾病早期：IgE水平顯著增高和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增加。大多數患者可檢測到多種自身抗體，如抗腸上皮細胞抗體、抗甲狀腺抗體、抗胰島素抗體、抗胰島細胞抗體、腎臟足細胞抗體、抗平滑肌抗體、抗肝腎微粒體抗體等。外周血Treg細胞比例、Teff細胞（Th1、Th17）比例以及Treg體外抑制試驗。基因檢測：全外顯子測序（WES）。

   3) 治療藥物：非靶向治療，包括糖皮激素、鈣調磷酸酶抑制劑、其他免疫抑制劑（MMF、AZA、沙利度胺等）；靶向治療，包括mTOR抑制劑：西羅莫司；TNF-a抑制劑：英夫利昔、阿達木等；CTLA4-FC融合蛋白：阿巴西普；抗IL-4/IL-13：度普利尤單抗；低劑量IL-2；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目前唯一根治手段）；自體療法（目前尚處于研究階段）有基因治療、Treg細胞過繼治療。